本报讯 最近，书市上出现了一部描写国旗的长诗《共和国第一旗》（5000余行），这是诗人罗高林继1997年创作6000余行的长诗《邓小平》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。近一段时间以来文坛上写“长诗”的越来越多，这种久违了的“长诗热现象”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。
据《诗刊》副主编叶延滨介绍，近年来长诗的创作很火热，光是写邓小平的长诗他就见过3本，一本罗高林的，一本是上海作者的，另外一本是贵州作者写的。在这三部长诗之前，还有南京作者创作的长诗《孙中山》。写香港回归的长诗也有好几部，如广东作者合写的《百年期待》，9000余行。据说河北有人在写一部3万余行的长诗，四川一位诗人在写关于世纪思考的长诗，4000余行。“长诗热”已经构成了诗坛的一道风景。
在生活节奏日渐加快、人们生活更加忙碌的今天，诗人们为何选择了长诗的创作？诗人罗高林有自己的说法。按理说，情感短诗多为内容单一，往往是随情而至、一挥而就。写长诗就没有这么轻松了。罗先生说，他在写长诗《邓小平》时，为了查找资料，就花了几年的时间。当时国内还没有人写邓小平的生平传记，大量的东西需要亲自去搜集和考证。这个漫长的酝酿、积累过程不是靠一时的热情所能支撑得下去的，它还有一种厚重的社会责任感在里头。
文学评论家赵国泰也对“长诗热现象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，他为此还总结出四个理由：一是我们正在走的路是前无古人的一条崭新之路，这条路上有许多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等待我们去歌唱；二是我们的社会出现了邓小平这样的时代伟人、杰出领袖；三是我们有幸经历一些震惊世界、名留青史的大事件，如香港、澳门的回归等；四是弥漫于诗坛的某写诗风（如疏远政治、躲避崇高、怪诞晦涩、矫揉造作等）已经让人产生了厌倦，长诗热正好是对这种不良诗风的纠正。
值得欣慰的是，在这股长诗热潮中，我们所熟悉、尊敬的著名作家和诗人也纷纷扛起了大旗参与其中：1998年张锲推出了长诗《生命进行曲》，该诗所引起的轰动几乎是少见的，特别是在一些青年人当中，有学生还把它编成节目在晚会上表演。老诗人李瑛的长诗《一月的哀思》也曾轰动一时，成为人们百读不厌的精品，在他70高龄之际，又写下了3400余行的长篇精品《我的中国》，作为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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